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、思想性和指导性，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。农民日报作为三农领域唯一的中央级综合性报纸，如何结合自身特色切实把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？如何进一步做好正面宣传放大三农声音？如何提升传统媒体的影响力、增强新闻宣传的公信力？联系三农宣传报道实际，我谈几点粗浅的认识。概括起来就是“八个字、四个问题”：崇农——认识问题、立言——责任问题、惟仁——态度问题、求真——标准问题。

　　认识问题

　　“崇农”说的是认识问题。在中国的历史上,重农传统由来已久,历朝历代均提倡农桑,为此而不惜抑制豪强兼并,贬低手工业和商贾。

　　崇农的重点在农民。农民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?对于报社一线编采人员而言,弄清上述疑问对于搞好三农新闻宣传报道至关重要。只有对农民这个群体有个透视的认知,才能更好地用手中的笔记录他们的酸甜苦辣。新时期,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认识农民,更要正确对待农民、把心贴近农民。

　　回顾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历程,我们可以发现,农民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,也创造了改革发展的两个成功经验:不吃大锅饭,不端铁饭碗。

　　当初小岗村18个农民偷偷“分地”,自此终结了“吃大锅饭”的困局, 不仅救了自己,也救了国家。农民这个朴素自然的创举,为国家改革发展大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促进、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。“不端铁饭碗”同样也是农民对国家的一个贡献。当然,农民不是不愿端“铁饭碗”,而是没有“铁饭碗”可端。农民“不端铁饭碗”的两大亮点分别是搞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,这两大创造为中国改革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,举世瞩目,怎么估价都不为过。

　　之所以提出“正确对待农民”的话题,是因为在现实中,存在很多对农民的不公平。从经济社会宏观格局来说,最突出的体制弊端就是二元结构。它对农民的伤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农民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,社会资源过度集中在城市,公共财政阳光未能普照农村。二是通过工农“剪刀差”抽吸农村各方面资源。三是对农民身份的禁锢,把农民排斥在城市之外,使之沦为社会弱势群体。应该说,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,户籍制度改革已是大势所趋。

　　需要着重指出的是,在对待农民问题上,有一条教训是应当记取的,这就是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。过去那种“肚皮饿了想农业,肚皮饱了忘农业”的错误不要再重犯。这不仅对农民不利,对城市人民也不利;不仅对农业不利,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也是不利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保护农业,就是保护农村经济;维护农民利益,就是维护全国人民的利益。

　　农民推动了中国革命,农民又引发了中国改革。实践已经证明,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,任何时候都不能不依靠农民,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想着农民。什么时候我们善待了农民,革命和建设就兴旺;什么时候我们亏待了农民,革命和建设就停滞。正是由于正确对待了农民,认识了农民的力量,在1949年这个历史节点上,我们党建立了新中国;在1978年这个时代拐点上,我们党又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;如今,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坐标上,时代和历史向我们发出了“正确对待农民”的呼唤。

　　责任问题

　　“立言”说的是责任问题。立言包括两个内容,一是“为谁立言”,二是“怎么立言”。农民日报自创刊以来,始终以“为农民鼓与呼”为己任,从而获得了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、支持,创刊伊始便得到迅猛发展。30多年来,在中央主流媒体中形成了一定的媒体位势,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力,在三农新闻宣传领域是唯一一张中央级综合性报纸。

　　什么叫中央级综合性?中央级就是身份,业务由中宣部、农业部双重领导,在三农领域,我们的报道无论是深度、权威性和时效性,还是舆论引导能力都应比别的媒体略胜一筹,这才称得上是中央级。所谓综合性,一是我们这张报纸重点关注的是农村经济,但不能只是农业经济;二是强调经济,但一定包括农村政治、文化、法制、民生等问题;三是读者主要是各级农业和农村工作干部,但一定还包括新一代农民;四是重点反映农村干部、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,但一定还包括农村干部和农民关注的其他重大问题。农民日报的特点是“农”,如果什么都报,农民日报的三农特点就肯定显现不出来。

　　性质定了,那么我们的读者是谁?其实从报纸创办那天开始就一直在争论。农民日报为三农工作服务,这个说法没有异议。更准确地说,我们的报纸更多是为为三农服务的人服务,也可以说我们是间接地为农民服务。对农民日报来说,必须高举为农民服务这面大旗,一旦放弃,各方支持极有可能就会打水漂了。

　　准确定位“为谁立言”后,接下来就是“怎么立言”的问题。“怎么立言”讲的其实就是文风问题,要想有个好文风,我认为,首要的是“反对党八股”。

　　1942年2月8日,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主题就是“反对党八股”。他把党八股的坏处概括为八大罪状:空话连篇,言之无物;装腔作势,借以吓人;无的放矢,不看对象;语言无味,像个瘪三;甲乙丙丁,开中药铺;不负责任,到处害人;流毒全党,妨害革命;传播出去,祸国殃民。

　　毛泽东说,一个人写党八股,如果只给自己看,那倒还不要紧。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,人数多了一倍,已属害人不浅。如果贴在墙上,或付油印,或登上报纸,或印成一本书,那问题可就大了,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。而写党八股的人们,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。这就非加以揭穿,把它打倒不可。

　　坦率地说,对照党八股的八大罪状,我们现在好多文章的都可以对号入座,堪称新时期的“党八股”。显然,“反对党八股”任重道远。那么究竟该如何改变文风呢?1931年12月27日,鲁迅复“北斗杂志社”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。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。抽出几条略作分析:

　　第一条:“留心各样的事情,多看看,不看到一点就写。”

　　讲的是“留心各样的事情”,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。讲的是“多看看”,不是只看一眼半眼。我们怎么样?不是恰恰和他相反,只看到一点就写吗?

　　第二条:“写不出的时候不要写。”

　　我们怎么样?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么?不调查,不研究,提起笔来“硬写”,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。

　　第四条:“写完后至少看两遍,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、句、段删去,毫不可惜。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,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。”

　　孔夫子提倡“再思”,汉语也说“行成于思”,那是古代的事情。现在的事情,问题很复杂,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。鲁迅说“至少看两遍”,至多呢?他没有说,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,认真地加以删改,然后发表。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,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,必须反复研究,才能反映恰当;在这里粗心大意,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。

　　第六条:“不生造除自己之外,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。”

　　我们“生造”的东西太多了,总之是“谁也不懂”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,其中堆满了“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”。

　　当下,我们有不少文章,看起来神气十足,但是没有货色、奴性太重,不会分析问题,讲不出道理,没有说服力。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。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,不要老是想着“我多么高明”,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的态度。你的架子摆得越大,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,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。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,对事物有分析,写文章有说服力,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。

　　总之,新时期“党八股”必须废止,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,教条主义必须休息,取而代之的应以鲜活的、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。